织田信长为何拒绝受封征夷大将军、开设幕府
织田信长并没有拒绝受封征夷大将军和开设幕府，因为他压根就没来得及拒绝或者接受，就丧命本能寺了。不过，在室町幕府灭亡之后，织田信长的确有很多机会可以开设幕府，为什么他没这么做呢？其一，室町时代日本人的认知是“只有足利氏才可以出任征夷大将军”这个观点大家可能觉得比较新鲜，不过国内有个以此观点衍生出来的谬论大家一定熟悉，就是“只有源氏、平氏才可以出任征夷大将军”。当然，后者是以讹传讹，前者是事实。既然大家的固有认知如此，织田信长没有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担任征夷大将军。在流放室町幕府的末代将军足利义昭以后，织田信长一方面将足利义昭的儿子带走，说会拥戴足利义昭之子成为下一任幕府将军，另一方面也没有向朝廷请旨罢免足利义昭的将军之职。也就是说，虽然日本的从室町幕府转移到了织田家的手上，但是当时足利义昭仍然是征夷大将军、武家栋梁。在足利义昭被流放以后，织田信长曾想与足利义昭和解，让足利义昭返回京都重新恢复幕府的统治。不过足利义昭不知死活地要求织田信长给他递交，引起信长的不满，此事方才不了了之。其二，织田信长没有必要非得出任征夷大将军除了上述原因以外，还有一个非常新鲜的观点是大家不知道的，这就是天正三年朝廷给织田信长的“阵宣下”。天正三年七月三日，朝廷表达了想给织田信长加官进爵的意思，但是织田信长却拒绝了。这并非是真的拒绝，而是在历史上重复过无数遍的“谦让”行为。朝廷随后在十一月四日正式下旨，织田信长叙任从三位权大纳言、兼任右近卫大将，下赐开设“阵仪”的许可，织田信长欣然接受。此时的织田信长官职和位阶都要比幕府将军足利氏要高，区别就是没有出任征夷大将军而已。实际上，征夷大将军在日本的官职系统里并不算是什么显赫的官职，朝廷真正显赫的官职是关白、太政大臣这些大多数由公家出任的官职。织田信长出任的“右近卫大将”，某种程度来说就是“征夷大将军”的替代品，并且右近卫大将的地位本身就不输给征夷大将军。而开设“阵仪”，指的其实就是开幕，朝廷给了织田信长开设“幕府”的许可，也就是建立武家，“幕府”只是武家的一个代称罢了，又不是非得用这个词。所以，织田信长建立的安土实质上就是一个没有冠名“征夷大将军”和“幕府”名称的武家。
朝鲜壬辰倭乱中的李如松指挥的碧蹄馆之役战况到底是怎样的
我先说说提问者的第二问，就是对这场战役的评价。关于这场战役确实有许多值得讨论之处，毕竟这是一场涉及中、日、韩的跨国战争，而三国史料也是差异较大，所以很难做出评判。就我国史书来看，像《国榷》、《明史》、《经国雄略》等都认为李如松遭遇了军事失利。附原文如下。《国榷·卷七十六》：平壤之战，气吞狡夷，名都立堕，方乘破竹之势，谓前无坚垒，碧蹄稍拙，而鼓音衰息。《明史·卷二十》：壬午，李如松进攻王京，遇倭于碧蹄馆，败绩。《经国雄略·卷三十六》：如松兵至碧蹄，见所过悉空城，侦探不得倭，以为倭悉遁矣，有轻敌邀功心，不知倭实伏以待我也。倭率众以缀我师，又发伏以挠我师，遂至大败，全军几没。就我个人来看，碧蹄馆之战对于日军来说是小胜一场，靠着数倍的人员优势阻遏了明军进一步南下收复王京的计划，总算是稳住了阵脚。对于明朝辽东总兵李如松来说，毕竟占领朝鲜王京的目标没有达成，损失了不少精锐作战人员，确实是一场军事失利。这场战役发生在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，话说在平壤之战结束后，明朝辽东总兵李如松决定毕其功于一役趁势收复王京，而也就是这个环节中后人指责李如松为轻敌，实际上细看史书，李如松的安排其实并没有什么失误之处，之所以导致这场轻进，完全是因为情报偏差导致的。而错误情报则来自朝鲜人的误报，这方面可以由南兵总兵吴惟珊的话做为佐证。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史料·上编卷二十七》：言前月二十七日晌午天兵为我国哨兵所误，谓倭贼已退，京畿已空，领兵前进。而在具体排兵布阵上，根据《经略复国要编·李如松揭报》所述，李如松将兵力分为三个部分。先于正月二十六日派副总兵孙守廉、祖承训、查大受，游击李宁率领3000人进行侦查和武装试探，但是据《李朝实录》记载明军总兵陈方哲所言，“先送五百军马体探京城，又以三千埋伏于后”之语，此路军似有3500人之多，且柳成龙所著之《惩毖录》也证实了明军总兵查大受和朝鲜将领高彦伯领兵数百前出的事实，所以这一路的人数不能确定，大致在3000～3500之间。前队查大受等人率领的500多人的（不知后面的2500到3000人有没有加入战斗）与日军立花宗茂部的3000余人交锋（取自《立斋旧闻记》），而杀伤日军数各有不一，《李朝实录》谓此次前锋明军斩级600，而日方史料《征韩伟略》谓日军仅伤亡80余人，个人认为《惩毖录》所言“斩获百余级”较为合理。（见仁见智，不喜勿喷）而查大受等人也因为此番胜利向李如松汇报了日军易取之状。在查大受的误判之下，李如松决定进兵，在次日亲自率领副将杨元、李如柏、张世爵率兵2000人出发。在途中分杨元1000人为后卫（这个决策也在后面救了李如松），自己率1000人前进。所以碧蹄馆之战明军前后共投入5000—5500人之间。而日军在听闻立花宗茂部战败的消息后（个人认为日军并非刻意伏击），王京日军倾巢而出，以小早川隆景为主将前出与明军决战，据《经略复国要编》和《李朝实录》所记，此时前出的3000明军看到日军势大，急忙撤退至碧蹄馆。而后李如松到达碧蹄馆见到其部有畏战倾向，并没有退缩，督促部下奋战，碧蹄馆之战爆发。附图。而日军在碧蹄馆馆参与的兵力各日本史书记载不一，有如《日本外史》3万人者，有《吉见元赖朝鲜日记》4～5万人者，据我估计日军出阵人数约在5万人上下，因为《李朝实录》鲜国中枢府事李德馨恰好随军行动，目睹“贼数十倍天兵，无虑累万”，若以10倍计之，也为5万人左右。以《近世日本国民史》载之，日军总指挥小早川隆景利用优势兵力，分其下三部与明军拼死作战，除了他的中军与明军进行车轮战之外，左翼以立花宗茂部，右翼以毛利元康、小早川秀包对明军进行合围。据《李朝实录》和《经略复国要编》观之，作战中，日军以鸟铳不断射打明军，明军亦以神机箭等火器进行还击（注：关于这一节，柳成龙所著《惩毖录》言“时提督所领皆北骑，无火器，只持短剑钝劣”为若干日本史料所用，绝非实话。《李朝实录》言“天兵全无器械甲胄”更是不可思议，当然这句已经被其记载的战后清理现场的记录。又据《经略复国要编》记载，李如松手下亲信家丁李宁就是凭重甲挡住了日军的铳子，保得性命，更是证明此句为胡说），而陷入苦战的明军也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，毕竟是辽东军的精锐家丁，武力值相当高。据《征韩伟略》所记载：“如松兵有节制，进退自在。两雄相会，战甚苦，自巳至午”。可见明军作战之顽强。为了突破日军的重围，李如松和与骁将数十人亲自冲锋陷阵，遭遇到了生命危险，有一金甲倭将直逼李如松本人（据《征韩伟略》记载此人可能是小早川隆景麾下之将井上五郎兵卫），被李如梅一箭射下马来，李如松的亲信家丁李有升为了保护李如松与倭兵死斗身亡，“手刃数贼，被贼诱去，钩扯落马肢解”。直到殿后的杨元率领1000骑兵杀到，才得以趁乱突围，日军追至惠任岭才放弃追赶。此战，根据《经略复国要编》所述，明军阵亡精锐家丁264名、伤49名，《李朝实录》亦言“天兵死者数百”；而日军伤亡亦无确数，日本史料称自己阵亡仅几百，但《近世日本国民史》认为日军伤亡高达2000余人，这应该是比较靠谱的说法。此战之后，明、日双方意识到都感觉一时难以进取，双方便开始摸索着议和事宜，直到谈判破裂后，万历二十五年第二次战争爆发。引用文献：《明史》、《国榷》、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史料》、《经国雄略》、《惩毖录》、《经略复国要编》、《丰臣秀吉朝鲜侵略关系史料集成》、《征韩伟略》、《近世日本国民史》
秦法很严，嫪毐为何会被封侯
秦国是一个特别重视爵位的国家。商鞅变法明确规定，爵位的授予，必须根据军功，或者是与军功相应的功劳。任何人，包括王室成员，没有军功皆不得授予爵位。秦国的爵位共计二十级，侯爵是最高一级。被授予侯爵的有功之人，除了享受巨大的特权外，还要授予领地，建立属于自己的封国。在秦国的历史上，被授予侯爵的人极少，并且都有记录，且要说明封侯的理由。关于秦国封侯之难，可以举一个例子。秦始皇统一天下最大的功臣当属老将王翦。但作为常年统军出征的秦国大将，王翦在攻灭赵国、燕国，战功累累的情况下，都没能封侯，直到统帅六十万大军灭掉楚国后，秦王嬴政才授予他侯爵。跟最大功臣王翦比，嫪毐不过是上不了台面的“大阴人”、赵太后的面首，他究竟何德何能，居然就轻松封了长信侯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首先得来聊聊嫪毐这个人。千百年来，一提起嫪毐这个人，大家都觉得此人就是隐藏在深宫中的龌龊丑类，凭借器大俘获了赵太后的绝爱，干了许多找死、见不得人的嚣张恶事。其实，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，真实的嫪毐没有这么扭曲，也没有这么脸谱化。实际上，战国秦汉时期，守寡的太后、公主蓄养面首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，只要不是大肆宣扬，朝堂上下都是理解的，心照不宣的。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与西北的义渠王私通，而且还生了两个儿子，在当时，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，没人因此来诋毁宣太后，丑化义渠王。到了汉代，更是如此，汉昭帝的姐姐养面首，公开称面首为丁外人，汉昭帝甚至还专门下诏，为姐姐行乐提供方便。所以说，赵太后跟嫪毐的那档子事，在当时并非是见不得人的丑事，真实的嫪毐也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，时刻藏在深宫中，生怕叫人发现他是个假。《史记·吕不韦列传》记载：“嫪毐常从，赏赐甚厚，事皆决于嫪毐。嫪毐家僮数千人，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余人。”这就是说，嫪毐平常根本不是隐藏在赵太后的深宫中，他是堂堂正正地住在自己的豪宅府邸中，使唤着数千人奴仆。他也绝非自卑见不得人，而是大开府邸，公开招揽各国游士，很有一些战国四公子的风采。最关键的，赵太后大事小事都交给嫪毐裁决处理，这说明嫪毐在赵太后那里，并非单纯的消遣玩物，而是赵太后颇为倚重的臂膀。秦国有一点与后世的朝代有所不同，太后主政，外戚擅权，自宣太后以来，这是传统，不是忌讳。嬴政即位尚未亲政前，大秦的朝政就是由太后把持的，而且不是一位，而是三位，一位是华阳太后（嬴政的养祖母，也可看成是政治祖母，嬴政能上位，依靠的就是华阳太后的支持），一位是夏太后（嬴政的亲祖母），一位是赵太后（嬴政的老娘）。依照秦国的法律，权力的继承顺序，第一位是儿子，第二位是父母，第三位是妻子，第四位是女儿。由此可见，嬴政尚未亲政前，朝堂上的三位太后，真正主事的是华阳太后（华阳太后代表的是自宣太后以来在朝堂上一向举足轻重的楚系外戚），其次是夏太后（代表是的韩系外戚），最后才是赵太后（代表的是赵系外戚）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朝堂上更是如此，因此三个太后的权力之争在所难免。华阳太后所代表的楚系外戚，根深蒂固，自不必说；夏太后所代表的韩系外戚弱一些，围绕在她身边的主要是秦始皇的侧室韩夫人（嬴异从赵国回来后，赵姬和嬴政滞留赵国期间，夏太后给嬴异找的新媳妇）以及韩夫人生的儿子，也就是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成蟜；而赵太后呢，嫪毐没出现前，她主要依靠的是老情人吕不韦，绝爱嫪毐之后，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嫪毐就成了赵系外戚的核心人物。三个太后之间，谁与谁的矛盾最深，或者说谁最忌讳谁呢？华阳太后高高在上，没有她鼎力相助，就不会有夏太后和赵太后，所以夏太后和赵太后没有能力也不敢过于明显地针对她；但夏太后和赵太后就不同了，设想一下，如果当初嬴政没能顺利从赵国回来，继承秦国王位的必是夏太后一手带大的亲孙子，也就是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成蟜；这一点决定了在赵太后和秦王嬴政眼中，夏太后所代表的韩系外戚，尤其是成蟜，始终是个巨大的威胁。夏太后在世时，赵太后和嬴政不好轻举妄动。可一旦夏太后过世，平衡立即被打破，情况就不同了。史书上隐晦地记下了随后发生的事情，就在夏太后死去的那一年，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成蟜突然就发动了叛乱，诡异的是，史书上没有提及叛乱的理由，只是简单地说成蟜之乱迅速被灭了。不讲，那就意味着不便讲，不便讲，那就意味着其中必有不可示人的内幕。稍加推断，不难想象内幕应该是这样的——夏太后一死，意味着韩系外戚势力到了崩溃的边缘，赵太后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一定会趁机抢夺权力。而成蟜是她夺取这部分权力的最大障碍，所以必须除掉。此时，能为赵太后充当政治打手的当然还是老情人吕不韦、新面首嫪毐，但赵太后已经倾向于嫪毐，自然会将这个机会给他，从而让他拥有功劳，而不是让吕不韦再拥巩固嬴政王位之功；再者说，此时的吕不韦位高权重，未必会诚心来做这样的事，所以从实际出发，嫪毐也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至于秦始皇，除掉始终威胁王位的成蟜，也是他内心的一个核心诉求，所以他不仅不会阻拦赵太后的赵系外戚去清洗成蟜，相反有可能暗自支持，参与合谋。分析到这里，嫪毐为什么能封侯基本上水落石出了。成蟜之乱，要么是由他告发造势，以便嬴政下手；要么干脆就是由他出面平定的。所以说，嫪毐可不是简单的面首，而是那个时代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政治人物，封侯之后，他的势力甚至在吕不韦之上，甚至华阳太后都有所忌惮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嫪毐封侯，赵系外戚势力做大后，华阳太后以及吕不韦绝难容忍嫪毐。嫪毐身上有污点，自知华阳太后和吕不韦会拿他与赵太后的那档子事做文章，下死手，加之嫪毐本身在又犯了轻狂的低级错误，公开宣扬他和赵太后的丑事，说自己是嬴政的干爹。嬴政的君王声誉受到了羞辱，加之亲政之后必须收回王权，所以清除嫪毐便成了势在必行事。此时的嫪毐能怎么办呢？只有铤而走险，先下手为强，发动叛乱。
